《顛覆世界的城市化》通過長期追蹤，觀察世界城市化浪潮與資本過剩、金融危機的相互關系，從一個人們頗為陌生的角度解讀了城市化，并提出對當今城市化的一種反思。

《建筑十書》的寫作年代，正處于“羅馬和平”時代的開端時期，羅馬的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雄心勃勃，要將羅馬建設成一座大理石的城市。這位羅馬皇帝要這樣做是有原因的，因為著名的“七丘城”羅馬，開始的時候僅僅是四散分布的草棚屋。《建筑十書》用這樣的文字，記載著奧古斯都時代的羅馬：

羅馬城的面貌發(fā)生了巨大的變化，主要營建活動集中于兩個區(qū)域：一是馬爾斯廣場的開闊地帶，二是建筑密集的古老集市廣場。這些營建活動，主要是由共和國最后數十年中的主要政治對手及其黨羽所發(fā)起的，他們是龐培、愷撒、屋大維、阿格里帕，較次要的還有安東尼……與羅馬老城區(qū)相反，這些紀念性建筑構成了一座輝煌的新城，震撼著那個時代人們的心靈。斯特拉博(Strabo)在公元前9年至前6年寫道：“實際上，龐培、神圣的愷撒、奧古斯都、奧古斯都的妻兒朋友及姐妹，對于城市建筑的熱情超過了其他所有人，并為此耗費了錢財。大多數建筑集中于馬爾斯廣場，因此，除了廣場的自然之美外，遠遠望去更是令人驚嘆不已。”

另一位研究羅馬的現代學者彼得·瓊斯在《羅馬帝國檔案》一書中同樣也指出：奧古斯都以及羅馬皇帝非常清楚公共工程、紀念建筑(無論是世俗還是宗教性質的)在統(tǒng)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。修建這些工程不僅可以加強人們對羅馬國家的認同，還可以凝聚人心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民眾對羅馬的印象。……在羅馬，有抱負的顯貴、政要都將大量的金錢花在公共工程上，為公眾謀福利不僅是分內的職責，對他們的政治前途也頗有裨益。

古代社會，通常財富的來源只有兩種：農業(yè)與礦產。但這兩種財富的產出方式，無論是依賴開山取石，還是依靠天氣造化，均極為不易，于是戰(zhàn)爭和搶掠就成為古代人最常用的致富方式，而且成效非常明顯。

早在公元前4世紀40年代中期，羅馬就占據了2007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比現在的倫敦市還要大;而到了公元前280年，羅馬人所擁有的土地面積的數字迅速增長到15280平方公里。在60年的時間里，羅馬人的土地空間增長了7倍。而羅馬人每當占領了新的土地，立即就開始移居大量的人口，大興土木，營造城市。這樣的情況在羅馬人占領西班牙的時候達到極致，那里有富饒的銀礦和鐵礦，高峰時有4萬名奴隸同時在礦場工作，產出銀子的數量，每天高達5.08噸。而這一時期銀礦渣所造成的污染也達到聳人聽聞的程度，一直到19世紀至20世紀，現代人的污染能力才超過了當時的古羅馬人。

城市是金錢鋪就的輝煌。

中國的城市，情況也差不多。公元前5世紀左右的《周禮·考工記》記述了周代王城建設的空間布局：“匠人營國，方九里，旁三門。國中九經九緯，經涂九軌，左祖右社，前朝后市。市朝一夫。”這樣的城市規(guī)劃思想，代表著當時中國城市規(guī)模的宏大，城市建造所耗費的金錢可想而知。

對于城市規(guī)模的追求，古今皆然，中外皆然。

問題在于，無論何朝何代，建造城市總是需要大量的金錢。古羅馬時代的造城，往往基于戰(zhàn)場上繳獲的數量驚人的財富;現代社會的造城，則通過世界金融體系塑造的資本。

在城市發(fā)展史上，資本與城市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?城市因為資本而顯得無比壯美，但除此之外，資本還會為我們帶來和留下什么?這些都是具有深刻影響力的問題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，涉及城市化，涉及經濟增長，涉及各種各樣的市場，也涉及發(fā)展經濟學。在最終形成一套貫穿始終，能夠解釋當今世界各種危機的邏輯之后，我們會發(fā)現，原來所有這些問題，都與人類社會的發(fā)展哲學有關。

公元前30年，維特魯威在所撰寫的《建筑十書》中，明確要求城市的建造者們必須要精通哲學，以便理解城市的意義。這樣的要求放到當今卻頗顯諷刺意味，因為我們在很多時候，尤其是在處理城市與自然界的關系之際，恰恰忘記了哲學對于城市的重要意義。